| 我的故乡龙潭是一座景色宜人的小镇，一条碧清的河流穿城缓缓而过，出川后汇入沅江注入洞庭湖。
听父辈们讲，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龙潭是那一带的富庶区。因那是当年川盐入湖的孔道，且又是川东桐油、茶叶、生漆、贝子等汇集出口的地方。从洞庭湖来的商船可由湘西北的沅江上行直达该镇。商船带来了下江一带的文明，入口的花纱皮毛，煤油火柴，陶瓷器皿与出口的土产山货交易十分繁荣。镇区街面虽然不大，但商店颇多，且街面十分整洁，街道多是石板铺成，建筑多是带小天井的四合院。酒店、茶馆、戏楼随处可见，临河一带多有舒适而整洁的旅店。虽然商家往来，但其民风依然淳朴厚道。
后来我在大学念书时，读过现代作家沈从文先生的一个集子《从文自传》，其中一文曾对龙潭一带做过十分动人的描写，但遗憾的是我幼时在龙潭却不知道这些。
１９９２年夏天，我曾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在那里眼见的与我幼时留下的记忆大不一样了。故乡的确变得比以前富裕，可以往乡间那种淳朴的民风，那种善良的人情美，已随着商品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消逝。
我的父母均是十分普通的中学教师。
我的母亲宽厚、朴素，平时除教书以外，多忙家务。母亲擅织毛衣，哪怕是一些十分破旧凌乱的毛线，经过她的手，也能变成一件件图案别致，款式新颖的服装。我穿在身上，常惹来同学们的羡慕。
我的父亲性情豁达，无拘无束。他教语文，我听过他的课。父亲讲课时多带有一种浪漫主义色彩。
父亲爱喝酒，他喝酒时不是像常人那样用小杯，而是以大碗，每次他必喝完满满一大碗才觉痛快。因此他常喝醉酒并打碎碗碟。幼时我很不喜欢父亲这样酗酒，以后才明白那是父亲在那种年代里的一种特殊的洒脱罢了。
父亲特别爱去河里捞鱼，其方式也不同寻常。他不像别人那样用竿钓鱼和用网捕鱼，而是以自制的炸弹炸鱼。他以一个废弃的小玻璃瓶子，乘满炸药，装好雷管、导火线，然后用烟点燃留得很短的导火线（因导火线稍长，起爆时间迟，便炸不着游鱼），扔进他认为河中有鱼出没的地方，瞬间炸弹即爆，附近的游鱼便被炸死。有的浮在水面，随波而流；有的泛着白色的鱼肚，躺在河底。父亲随即光着强健的身子，跳入水中。他先抓起浮在水面的鱼儿，扔上河滩，然后再潜入碧绿的水下，捞起河底的鱼来。
乡下不少农民与父亲颇多交往，附近的村民都认识父亲，他们有什么事情也愿找父亲帮忙，彼此相处十分融洽。一次父亲炸鱼时不慎将烟斗掉在河滩上，被一位老农拾得，这位农人一眼便认出这是父亲的烟斗，待赶集时老农专程去学校将烟斗送还，并且还送给父亲一篓鸡蛋，父亲很是感激，特留这位老农在家中喝酒。
父亲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对我产生过很大影响。
我在龙潭中学（酉阳一中）念完了高中，那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出过不少名人，在那一代颇有名气，那是四川省首批重点中学之一，在那里我受到了严格的教育，也养成了热爱学习、勤奋努力、崇尚自然的性格。我由龙潭中学毕业后，１９８１年考上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西南大学）。于是这一年秋天，我离别生活了１８年的故乡，去长江边上的山城重庆求学。
那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整个国家正在努力摆脱过去的封闭和落后，摆脱那些愚昧狂热和那些虚无缥缈的“乌托帮”，改革开放之风日益兴起，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纷至沓来。面对新时代，知识青年们十分敏感。他们既振奋激昂，又惶惑不安，他们思考探索，又苦闷彷徨。他们试图彻底砸碎一切旧的模式和枷锁，渴望创造一个新的未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告别了那座秀美的边城，开始了对另外一种生活的探索与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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