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旦人事
流沙河是个幽默的人，他第一次到我家，正值小女出世，我在医院照顾内人，家中只有彼时已年过七旬的母亲。他和师母送新毯子新衣服来庆贺小女诞生，家慈不认识他。他便告诉母亲说：我姓流，流汤滴水的流。至今犹能忆及母亲转述他的自我介绍时脸上的笑容，连连说他真是个异人。转眼间，母亲已弃不肖而去，小女业已读三年级也。
幽默自嘲，好文讥刺，历来是四川人的传统，流沙河的《Ｙ先生语录》堪称此中经典。惹得仿作迭出，如冯川的《洋博士出丑记》等。一时间，寓讥刺于搞笑的作品，在四川大行其道。本来，褒贬贤愚，讥议时事，关心民瘼，以谑语出之，书生旧病，我等不免。但若说衡评论人之一语中的，还是流沙河老辣劲道。
台湾进入民主社会后，李敖这几年的表演，俗滥无比，议事论人，游谈无根。对此，朋友们各有自己的批评，不尽相同。但只有流沙河用《庄子．逍遥游》里的一段话来评价他，最惬我意：“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民主社会，言论自由，人人可批评政府，不独李敖所专有。勇气变得次要，关键是要说得在理，有见地，能洞悉他人所无。而李敖胡言乱语时可谓不少。这就像太阳出来仍点蜡烛、下雨了依旧提着水浇苗一样，可笑之至。用流沙河的原话来说便是：“台湾民主化之前，他是爝火照黑暗，大家崇敬他。民主化后，日月出矣，他就很失落，所以倒行逆施，站到我们这边来骂彼岸。”
金庸与李敖一样，同样也算大陆重视的一位“红色”文人，商业他当然是正确的，因为靠这个起家。事实上，他的政治正确，与他办报的商业才华一样惊人。他的武侠小说，我不像别人看得那么高，但总体上还是认可的。但他到处写对联、题词，以至于到大学当博导，便是有自露其丑的嫌疑。流沙河写《小挑金庸》、《又挑金庸》，将这些事予以指陈，只及知识错误，且行文客气严谨（传媒见此必用“炮轰”二字，强奸别人意志而不疲），不及政治评价，这是流沙河一贯的为文态度。他把对知识之求真，看得比一时的政治判断更重要，当然这并不表明他对金庸媚专制者的态度是认可的。因为一个曾经是商人的人，对眼前的厉害判断是非常明了的，有时明了到只顾利益而不及其他的地步。金庸目前到处说好话的做法，古人说是“圣之时者也”，今人则满口“与时俱进”，其实就是没有操守的实用主义，到处泛滥成灾。
由挑知识错误，流沙河继而在《最佳创作方法》里谈及金庸、琼瑶的创作方法。“当今文坛最会搞＇创作＇的，据鄙人看，男数金庸，女数琼瑶。江湖上明明白白无非鸡鸣狗盗之徒，他却写得出那么多英雄好汉。情场上清清楚楚尽是朝秦暮楚之辈，她却写得出那么多纯情男女。他与她都是聪明人，决不如实写真，犯＇资产阶级旧现实主义＇的错误。”金庸、琼瑶的作品固然只是和商业达成过分默契、粉饰歌舞升平的作品，将其比作完全跟官方亲密合作，刻意造假的《不能走那条路》（李准）和《在田野上前进》（秦兆阳），我认为这是不妥的。商业上选择固也有对政治迎合处，然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坛官方造假，还是有极大区别的。前者民众有更多意义上的自由，且明确是虚构的小说创作；而后者分明造假得厉害，却硬要说如实地反应了社会主义的欣欣向荣，误导你将其当作真正的现实来看待，洗人头脑，愚弄民众。
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金庸、琼瑶的小说创作虽然不够高明，但不足深责，因为另外的作品也有同等出笼的机会。目前的问题是，没有言论和出版自由，许多作品不能正常出版，客观上金庸、琼瑶的作品难免得了便宜。如果有同等出笼的机会，这些未能出版的作品在销路上或许依旧不是金庸、琼瑶的对手，但这没关系，自由竞争，参差多态，才是我们真正所期待的。正如流沙河指陈旧的牧民术，改作武侯祠赵藩的“攻心联”－－“能富民，则反侧自销，从古安邦须饱肚；不遵宪，即宽严皆误，后来治国要当心”－－一样，并非深责古人，不是说赵藩的对联不好，而是说沿用到现代不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