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酉阳土家摆手舞的原生性

原生性是土家摆手舞产生的地域特征的原始特性，是区别于“引入文化”和其他民间舞蹈的重要依据。《后汉书•南蛮传》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夷水乃鄂西清江，笔者注）。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生，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而《华阳国志•巴志》中所载：（巴国）“其地东至鱼腹，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接黔涪”等记载都把古代巴人最早的活动区域锁定在清江、酉水流域的武陵山区。因此，无论是古代巴人最先创造的“巴渝舞”、“军前舞”，还是土家先民创造和发展的“大摆手”、“小摆手”，都是武陵山区特定的产物，具有“土生土长”的特性。它是土家先民在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对人类的某些生存行为、民族历史、古代战争、生产生活的形象总结，充分地表现了土家民族的文化传统、心理素质和审美情趣。

2、酉阳土家摆手舞的祭祀性

土家先民经历了从“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到“土王崇拜”和“土老司崇拜”的历史过程，这几种主要的崇拜形式构成了土家文化的基本架构。作为廪君即虎巴后裔的土家人，因“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之故，最先产生了血祭白虎图腾的崇拜形式，所谓血祭即人祭，这是一种古老而残酷的崇拜形式，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被“祖先崇拜”形式所替代；对“八部大王”的崇拜是“祖先崇拜”的主要内容。“八部大王”又称“八部大神”，传说是靠喝虎奶长大的八个神人，他们的名字分别为：熬潮河舍、西梯佬、西河佬、里都、苏都、那乌米、拢此也所也冲、接也会也那飞列也。这八个神人，应该是土家族历史上八个氏族或部落的首领。湘西保靖县拔茅乡“首八峒”遗址八部大王庙碑记云：“首八峒，历汉、晋、六朝、五代、宋、元、明，为楚南上游……故讳八部者，盖以威镇八峒，一峒为一部落”。历史上，在酉阳县酉酬镇的巴柯村也建有“八部大王庙”，可惜早年被毁，现仅存“八部大王之位”残碑一块。由于他们神力无边，战功显赫，有德于民，成为土家族崇拜的远古祖先；“土王崇拜”是在土司制度实行以后才产生的一种崇拜形式，均以姓氏为纽带，具有明显的宗族色彩。如酉阳崇拜的是“冉、杨、田”，湘西崇拜的是“彭、田、向”，鄂西崇拜的是“覃、田、向”等三姓土司。只是姓氏有别，崇拜形式和内容基本一样；“土老司崇拜”是“土王崇拜”的又一形式。土老司，土家语称为“梯玛”，是土家人信奉的本民族“巫师”。土家人把“梯玛”看成是人神合一的统一体，在原始落后的社会环境下，特别是在土司制度时期，“梯玛”是土家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崇拜对象。他头戴凤冠高帽，身穿八幅罗裙，运用八宝铜铃、牛角、司刀、卦子、令牌等法器，从事“摇宝宝”、“还牛菩萨愿”等法事，主持大型祭祖和摆手舞活动，以“梯玛跳神”的形式替人消灾除病，祈求吉祥。“梯玛”是土家先民进行“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土王崇拜”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具体实施者，作为土家文化模式的主要角色，“梯玛”在婚丧嫁娶、摆手祭祖、敬神驱邪、治病消灾、祈求幸福吉祥等社会活动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职能。在土家地区“梯玛”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甚至土司们也敬畏几分。

酉阳地处古代五溪之首的酉溪地带，属土司统治时“九溪十八峒”原始部落。自上古时期就“巫风盛行”，古籍所载昔日这里“言语侏俚”、“连腰踏蹄”、“喜鬼尚巫”，故酉阳州志有“土人面对篝火歌舞膜拜以祀神”的记载。毋庸讳言，在摆手舞的形式和内容中，都具有十分突出的“巫文化”色彩。“巫”的产生具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它是伴随着人类对事物的模糊认识而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曾经作为“主流文化”登上了上流社会的大雅之堂，为华夏文化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这一文化现象在中原地区逐步消失，却在相对落后的武陵山区得以长期保存并渗透于各种文化形态之中，这与武陵山区较为落后的生产方式是成正比的。作为民族文化探索者，不应“谈巫色变”，理应历史和客观地评价“巫”的历史功绩。纵观历史的风风雨雨，曾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屡次禁巫的历史事件，也曾有过“破四旧，立四新”和“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动，无一不贯穿着对“巫”的穷追猛打，笔者并非刻意为“巫”歌功颂德，如果，在去其糟粕的同时，把一些优秀的民族文化也一同埋葬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