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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因为宗教原因，讲究诚实无邪，对人热情，这我有深刻体验。那天晚上，我在印度最大城市加尔各答找不到出租车回旅馆，附近一个小卖部老板对我讲：“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ｙｏｕ．”（我帮你）。他叫来二名小工，带我去公共汽车站。我问他为什么帮助我，老板说，你是外国人，你不熟悉印度。我心里凉丝丝的，而当时实际温度在四十五度以上。在南方靠近印度洋的克拉拉火车站，一个印度朋友给我指点车厢位置后走开了。我老是找不着，一会儿，那老兄回来了。他说：“我刚才指错了，我怕你找不到，到处找你呢，跟我去吧。”我又是一阵感激。在大学时，我的印度导师和朋友只要知道我有什么难题，就马上自己或请人帮我解决。酉阳正在前进和发展中，经济的发展绝对不能以诚信和道德良知的缺失为代价。印度人是我们的榜样。十几年前，我去涪陵读书时要坐酉阳到龚滩的中巴车，拉客的没有拉着我们几个，就威胁说，等会到龚滩掀你们几爷子一车下河！害得我们一路担心到龚滩。现在的酉阳客车站绝对不能再出现那一幕！因为，随着酉阳发展，不仅中国游客、也许外国朋友都会络绎不绝地前来欣赏酉阳美景。我们要以土家苗族的真诚热情高唱：“远方的朋友请你留下来！”
印度教提倡正法原则，即每个人专心于本人的宗教职责，诚心尽职。在我所在大学里，我的导师米什拉先生有几个仆人，他们都是低级种姓者。他们对于本职工作非常负责，常常面带笑容地服务，对我这个老外也很好。他们没有成都市街道上扫地者脸上的委屈和耻辱感。根据我在酉阳的经历，基层工作者总感到委屈或低人一等，这是需要改变的一种心态。当年周恩来接见掏粪工人时传强不就是说明，工作没有贵贱吗？当然，其他人也不应该以有色眼镜来轻视干基层工作的人。
那次在加尔各答去班加罗尔的车上，一个到过宁波的印度年轻人问我，中国与印度的差异在什么地方？我说，中国人大多数不信神。他则说，最大的差别在于我们印度是资本主义制度。后来，我一次次看到印度大学或城市街道上的游行队伍，我明白他的意思了。酉阳正在发展中，我们已经在加大政府决策透明度等方面作出了非常大的业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世界上特别是西方别有用心者老是攻击中国没有自由和人权，我在印度读英文报纸时就看到一条关于天津计划生育工作者粗暴对待群众的不实消息。我们酉阳只有在坚持“三个代表”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努力抓好党风廉正建设、加强纪律监察部门职能并认真作好群众工作，才能为富民兴酉的百年大计打造“快车道”。（例如，细纱乡曾经上过中央电视台、现在处于困境的张桂花老人的问题就很值得各级政府重视。）鄙人研究国际关系属于兼项，对于政治比较外行，但我作为永远的酉阳人，进言的虔诚不容置疑。
关于印度积极面并值得酉阳借鉴之处颇多，如他们从小学入学就实行英语教育，这使得印度举世闻名的软件开发有了坚实的语言基础。限于篇幅，下面就印度的消极面谈一谈，以便酉阳有另外一面镜子反观自身。
只要一说到印度，哪怕就是出国人均次数很少的酉阳人也会猜测，那是一个穷得响叮当的落后国家。事实上，通过一年的考察，我否定了这种道听途说的廉价推测。印度现在与中国一样，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东方国家之一。印度虽然不是最贫穷的国家，但她最大的问题又是贫困。记得那天我去尼赫鲁大学，沿途看见小山坡上白花花的一大片全是贫民窟，我有些晕眩的感觉。每一个火车站的旁边都挤满了贫民窟。在首都街道上，乞丐们多得很，一次，一个带蛇的乞丐找我要钱，害得怕蛇的我催促司机加大油门一跑了事。加尔各答和孟买是印度最大城市，也最富裕，但是乞丐之多常常成为西方作家笔下的描述对象。我今年８月将要完成的博士论文就与此相关，所以我特地去了这些地方印证。那次，在苏拉特我惊讶地看到，一边是崭新的居民大楼，一边是半米高的一串串的贫民窟（用塑料袋或薄膜纸搭在几根棍子上即成）在无声抗议。印度著名人士曾经说过：“贫穷是印度的耻辱。”但是，他也无力改变贫富不均的现状。即使现在回到中国，我还惦记着那些贫民窟里的人。每当看到贫民窟，我就想起三十年前父母亲给我们打蕨粑和做白蒿粑粑的事情。那时，我们过的就是现在印度穷人过的日子。现在的酉阳人正在往富裕脱贫的康庄大道上奔去，多年没有回家，我不知道乡亲们中还有没有吃不上盐巴猪油的人。如果有的话，每一个酉阳人都不会心安的。中国政府提倡建设“和谐社会”，这一举措非常英明。但愿我们酉阳的每一级政府都能以印度贫困的个案为反面教材，大力推进富民兴酉的决策，将贫困彻底消灭在美丽的酉水河畔和武陵山麓。因为，贫困是酉阳最危险的敌人。 |
